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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程雷：其实一次审判不仅是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宣判，也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。第一次审判的时候，只对11名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抚慰和救济，但是又发现了6名被拐卖的儿童，这6名被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，他们因为犯罪遭受的损害也应该进行补偿和救济，所以新的审判把他们追加进来，使他们实现公正，所有的被害人及其家庭都应该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。

余华英，1963年出生于云南的一户普通人家我在高铁睡乘务员，排行老四。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，生下一女。据媒体报道，在同村村民眼中，夫妻俩的风评并不好我在高铁睡乘务员，“两口子都不是勤劳、肯吃苦的人，王加文还在外面搞些偷鸡摸狗的事情”。1992年，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，余华英把女儿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我在高铁睡乘务员，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。打工期间，余华英结识了人称“龚木匠”的龚显良。

原二审出庭检察员：郭昌德的家庭因为孩子被拐支离破碎，妻离子散。何长洪的父母为了寻找孩子，20多年颠沛流离，倾家荡产。胡华白的母亲为等待寻找孩子苦守修鞋摊27年，盼望奇迹出现。杨妞花的父母在孩子被拐后不到三年就相继含恨去世。对被拐儿童来说也是一生的噩梦，他们在幼小的年龄就被迫离开亲人的怀抱，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分离，成为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创伤。正如杨妞花所说，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任何东西弥补的。

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何挺：那么如果说这次二审审理不会当庭宣判，那么经过这次审理以后，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宣判。宣判存在几种可能性：第一种就是维持原判，原来一审认定的她拐卖17个孩子的行为被定罪，并且维持了一审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，这是一种情况，维持原判。如果说认为一审存在一些问题我在高铁睡乘务员，也可能出现改变一审判决的情况，这是理论上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