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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市政长妈妈

我的市长妈妈绿母版

情况并非总是如此。在二战后的30年里，民主带来了好处，尤其是共同繁荣。所有人口群体(经通胀调整后)的实际工资迅速增长，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。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戛然而止。自那之后，不平等现象激增，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工资几乎没有增长。约一半的美国劳动力眼睁睁地看着另一半人的收入飙升。

如果这仅仅是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在设定议程，那么人们也许还能安慰自己说，至少专家们在发挥作用。但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专业知识驱动治理的承诺就变得空洞无物。正是专家们设计了金融体系，声称是为了公共利益。但这不仅被证明不是真的，而且政治家和监管者急于拯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，却对数百万失去家园和生计的美国人无动于衷。

然而，随着规章制度和安全程序成倍增加，公共服务的效率越来越低。例如，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，由于新的安全法规和程序的引入，美国每英里高速公路的政府支出增加了两倍多。建筑业生产率的类似下降也要归咎于繁琐的土地使用法规。不仅成本增加了，那些旨在确保安全、透明、顺应民意的程序还导致各种基础设施项目长期拖延，其他公共服务(例如教育)的质量有所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