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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善公恶
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明确指出“箴”这一文体的起源可追溯至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在西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例，它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文辞劝谏君主。著名的《虞人之箴》就是一篇典型的劝谏箴文，以后羿沉迷狩猎、忽视政务致使国家灭亡为戒，规劝周成王节制狩猎私善公恶，以保障国家政务的稳固运行，突出体现了“以百姓为本”的治理理念。

第三，慎用刑罚、益国利民。在刑罚方面，苏轼始终坚守着“仁者爱人”的儒家信条。认为刑罚应当慎重，适用法律应宽严相济。苏轼在《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》中说：“臣闻以物与人，物尽而止；以法活人，法行无穷。”“以法活人”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，他认为不仅要以法惩罚罪犯，还要以法使人活命。这反映了苏轼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。

柴荣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法学院党委书记，入选“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，牛津大学访问学者。研究领域：传统法律文化、土地法、文化遗产保护等。在包括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中国法学》《法学研究》等重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，获得过省部级等各种奖项10余项。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。